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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山市

                      2020-01-12 20:58

                        转卖价格维持在提高价格和提高质量(质量包括了随产品提供的售前服务)上的作用有时被看成一种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之间的抉择(这是准确的)或一种同一商标产品间竞争和不同商标产品间竞争的抉择(这是不准确的)。转卖价格维持确实限制了制造商已固定转卖价格的同一商标产品零售商之间的价格竞争——即同一商标产品间的价格竞争——而在其同时却通过使制造商的商标比其他商标更有吸引力而促进了不同商标产品之间的竞争。(其增长的吸引力是以q和q’之间的差距来衡量的——你能明白这是为什么吗?)但同一商标的产品竞争并没有减弱;它简单地从同一商标产品间的价格竞争转变成了同一商标产品间的服务竞争了。转卖价格维持在制造商劝使其零售商与其他人竞争之前是不会对他产生作用的——而竞争的方法只能是提供服务而不是削价。

                        商业合伙是一种自愿的契约性联合,在某种意义上,婚姻也是如此。甚至(在另一方面)在集权主义国家(totalitarianstate)里,婚姻的选择自由也能得到尊重。“婚姻市场(marriagemarket)”对个人依之寻求婚姻伙伴以建立生产性家庭的煞费苦心的过程而言,是一种恰当的比喻。市场是理性的。例如,名声显赫的男人总想找一位名声显赫的女人;用农业作类比可以为此提供经济上的道理。假设有两个农场,其中一个农场的土壤肥力相当于另一个农场的两倍。无论将化肥用于哪一个农场,都能使收成增加一倍,但现有的化肥只够一个农场使用。是依据较贫脊的土地需要更多的化肥这一理论而将这些化肥用于这类农场呢?还是应该将它在两个农场进行平分呢(平分化肥将使农场的产量各增长百分之五十),或是应该将化肥全部用于土壤较为肥沃的那一农场呢?答案只能是后者。假设土壤较为肥沃的那一农场的产量(在施用化肥之前)是2,而另一农场的产量为1。如果将化肥全部用于土壤贫脊的农场,那么两个农场的总产量就是4,即[(2+(1×2)];如果将化肥分别用于两个农场,那么总产量就是4又1/2,即(3+1又1/2);而如果将化肥全部用于土壤肥沃的农场,那么总产量就是5,即(4+1),如果我们考虑一下稍近似于家庭的情况就会发现,有着最佳合伙人的律师事务所总想雇佣最佳的职员为它们工作;拥有最佳学生的法学院总有最佳的教师;兴旺市场中的企业总比处于衰落市场的企业拥有更好的总经理。而且,如果我们假定配偶的实际质量像在农场、律师事务所、法学院和公司中一样是一种乘法关系而不仅仅是一种加法关系,那么婚姻(好像在大体上)也应该是这样的。与婚姻有适当的相似之处的可能不是以上这些而是不同商品的国际贸易(比如,以小麦换飞机等,在此并不假设以最好的一种东西换最好的另一种东西,次好的一种东西换次好的另一种东西等)吗?这些东西并不像我们第一个例子中的土地和肥料那样是一起使用的,所以,潜在的倍增效应(这在婚姻例子中包括了更聪明或漂亮的孩子的生产)就不存在了。而且,除了父母质量的潜在倍增效应(Potential multiplicative effect)外,这还存在另外一种两个人“正相配(Positive assortative)”婚姻的理由:在家庭内减少摩擦,从而降低交易成本。除了婚姻和商业合伙之间的经济相似性之外,婚姻关系——或至少在无过错离婚(后面讨论)产生之前——不是一种自由市场原则的纯粹例子。三方面的具体特征使婚姻法和契约法区分开来。初看起来它们好像与上一章的观点相左并在相互之间也是不相容的。第一,当事人并没有自由设定契约期限或通过双方同意而自由解除契约;期限是寿命,(传统法律中的)解除原因很像大学中的任期契约(tenure contract)解除原因。

                        1974年法案本身可能就是特殊利益立法的例证,而联邦立法者本身就是这一法案的受益集团。这一法案明显地偏向现在任职的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正如对商业广告开支的限制会有利于现存商标产品的生产者一样。一种新产品通常需要用大量的广告才能使广大潜在的消费者认识到该产品的存在和优势;政治市场中的新手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但是,不仅由于利益集团压力造成的失真(为什么它们在经济市场中不是一个因素?),而且由于政治广告虚假的可能性比商业广告虚假的可靠性要大(为什么?),所以限制政治广告所产生的资源配置效应(不同于分配效应)可能并没有限制商业广告所产生的资源配置效应那么严重。

                        当双重收益(the collateral benefit)不是依照契约提供而是“无偿”提供的时候,有些法院就陷入了困境。但是,大量的无偿收益在实际上受益人早已间接支付了成本。如果雇主给予其受伤的雇员免费医疗,这只是表明雇主对其劳动部分用金钱支付而部分以实物支付,所以如果其货币薪水较高那么其“无偿”收益就会较低。假设一个工人因有人在其雇主面前诽谤他而使他被开除;为此,他起诉诽谤者而取得了他被开除而失业期间的损害赔偿。他所取得的失业收益应从损害赔偿中扣除吗?作为一种最近似的答案,它们不应被扣除。他失业的社会成本是他保留工作情况下他所生产的产值,这种成本是不会因失业保险减缓其经济后果这一事实而减轻的。当然,就失业保险金是由政府提供这一点而言,有理由从雇员损害赔偿中减除失业收益或允许政府通过诉讼而收回这些收益。6.14责任保险和事故保险的过失;无过错汽车事故赔偿我们在本章前面几节已描述了过失制度主要的实体和救济特征,而这种制度许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过好评。主要的批评意见认为,它是一种昂贵而又不适当的赔偿制度。注意力自然集中于汽车事故案,因为它是过失案中最为常见的一类。研究表明,管理成本(主要是法律费用)在受害人从和解(sett-lement)和诉讼所得的总额中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所以许多在汽车事故中受伤的人很少或不可能取得赔偿——其原因在于,有时是受害人本身过失,有时是被告没有投保又无偿还能力或他干脆是个闯祸后逃之夭夭的不知名司机。如果赔偿是过失制度的唯一目的,那它就是一种贫困的制度,因为它不但成本很高而且很不完善。但是,其经济功能不是赔偿而是对无效率事故的阻止。如果这一制度能节约大量的事故成本,那么其主要与责任判定(即决定事故是非是不经济的)有关的大量管理成本就可能是正当的。至于保险范围,那么这一制度的不足可以通过更广泛地购买事故保险而得以补救。

                        Director,1964)和罗纳德·H·科斯(1974)已强调了当代“自由主义者,偏好于思想市场中的自由而非普通物品和服务市场中的自由[这两种自由(Freedom),都是19世纪自由(Liberty)概念的组成部分〕这一特性,而且将这种偏好归因于知识分子的自利。 但是,经济学家们却没有对这一领域管制的细节予以足够的重视。在过去大约70年间,法院已通过对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保障的解释而发展了一套精细的原则。无疑是这一套原则对思想市场的影响还是它们的经济逻辑(如果存在的话)都为经济分析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 

                        Deregulation Act of 1982)这样的成文法已稍稍地向银行业开放了许多新的竞争。值得注意的就是,使互助储金会(savings andloans association,S&L)有权提供支票帐户,从而构成了对商业银行的竞争。以前的所有法律不仅使商业银行取得了支票开户垄断权,而且由于禁止银行向这样的开户支付利息而使银行可以对储户实施其买方垄断权(这种权力的渊源是什么?)。当互助储金会一个又一个地破产时,灾难在80年代末降临了。其元凶好像是联邦储蓄保险,而准确地说(而且这是一种必要的改进)是没有对保险实行“经历费率(experiencerate)”。如我们所知(参见6.14),经历费率意指对特定被保险实体的特定风险(违约、事故或其他灾害)实行不同的保险费率,而不是对风险差异无关的全部被保险人实行统一的费率。互助储金会由于其被新授权以支付利息来竞争取得储蓄而会积极追求高收益的投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支付更高的利息,并得以发展。但我们知道,高预期收益意味着高风险。由于联邦储蓄保险没有实行经历费率,互助储金会就不可能将大量的风险推给纳税人。当然,其股东就承担了其额外风险,但他们可以通过适当的组合设计而在多样化后使之化却。〔虽然这样,经理又会如何呢?如果互助储金会不是以公司形式组建而是以互助协会(mutual

                        1.这一观点对自身并非处于危难中的加害人、加害人的雇主(如货运或出租车公司)和只对财产有重大危险的事故并不适用。

                        4)一个相关的观点是,如果限制政府管制思想市场的努力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促进外在收益的供给,那么我们预计——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会发现——这种外在收益的可能性越大,对管制的限制就会越严厉。请细想一下,给科学和政治思想提供最高的言论自由保护,因为这些思想的财产权是难以取得的;给艺术提供稍低的言论自由保护,因为它们依版权法能享有有限的财产权;给色情文学与商业广告提供更少的宪法保护;甚至不给明显只能造成净外在成本的威胁和其他言论提供任何保护的道理。 色情文学看来好像不产生任何外在收益(除了色情文学的阅读者——他付费——自身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从中得益),而且它还可能产生外在成本。商业广告是一种特别有意义的例证,它也很少产生外在收益--因为大多数这样的广告是为特定商标所做的,而其收益就以广告所宣传的商标产品销量上升的形式而取得——而它又会产生一些外在成本:竞争者A的广告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竞争者B的广告,反之亦然。这种分析表示,如果言论自由法律的逻辑基本上是一种经济逻辑,那么非特定商标的商业广告--如赞许梅子具有轻泻剂效用的广告--就应该比特定商标广告取得更多的法律保护。 B 

                        其次,由于统计只限于金钱收入,所以收入分配的统计资料忽略了许多对经济福利(即使界定非常狭隘)而言是很重要但又难以量化的因素。譬如我们比较两个家庭:在一个家庭中,丈夫和妻子都工作,每人每年收入2万美元;在另一个家庭中,只有丈夫一个人工作,而每年收入却为4万美元。这两个家庭的金钱收入是一样的,但第二个家庭的实际收入却要更高。在第二个家庭中,妻子呆在家里是因为其家庭服务比其在外边工作更有价值。如果她有知识、精力充沛,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那么她从事工作的收入可能与其丈夫一样高或甚至更高(参见5.1)。这是因为同样的品质可以使她成为一个特别合适的主妇和母亲,从而使其在家中的价值可能超过其在市场上的价值。即使是有报酬的工作,其报酬有很大部分往往是非金钱性的。例如,教师收益的一大部分是以其长假的形式实现的,而金钱收入的数字并没有完全责明其实际收入。统计资料不仅遗漏了非金钱收入,而且它将收入中的金钱收项仅看作一种成本补偿。例如,我们知道,那些从事危险和不合意工作(其他情况相同)的人们所取得的工资将比那些工作较少不合意的人们所取得的工资高;而这两种人的实际收入是一样的。在经济不确定性意义上,风险不是危险,但它也是很重要的。假设,一个成功的投资者每年的收入为50万美元,一个破产投资者的收入为零,而投资成功的可能性为十分之一(不计中间几率)。那么,投资者的预期收入就是5万美元,相当于每年保证能得到5万美元的公务员的收入。如果成功投资者的最高收入也只有5万美元,那么因为投资者的预期收入只有5,000美元,所以没有任何人会选择投资职业。在我们的冽证中,实际上90%的成功投资者的高收入都起着补偿其风险损失的作用。(你如何才能将风险偏好和风险厌恶的因素分别计入分析中呢?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贴现率吗?)不仅投资者面临着不正常的风险,而且公务员可以以不征税就业保险的形式取得部分收入。联邦法官的就业保险比公务员还高,而且还可以取得非常丰厚的全额养老金,一位53岁的联邦法官的预期收益的净现值可能会超出年收入很高的私人律师的预期收益的净现值。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一种简单的收入分配:一个20岁的木匠,收入为2万美元;一个20岁的大学生,无收入;一个30岁的木匠,收入为3万美元;一个30岁的大学毕业生(会计),收入为4万美元。这种情况是一种极大的不平等,在现实中可能是不存在的。学生的无收入是其教育投资,这将以其以后工作年限中的高薪金来补偿。与木匠相比,会计在30岁时的收入要多1万美元,但当他是学生时木匠已开始工作并有收入,所以这1万美元只能表示对其自身或其家庭在其早年上学时所作出的、以学费和放弃收入为形式的部分资本摊缴及其利息的补偿。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及其他一些机构(医院、基金会等)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福利,如教育、治安保护、医疗卫生、养老金、贫困救济和娱乐设施等,所有这些都不是以直接的金钱支付形式进行的。这些福利对不同收入群的整体收益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不仅衡量这种影响是很重要的,而且决定如何在各不同收入阶层间分配成本(主要是税收)也是很重要的。例如,如果穷人孩子的公共教育经费主要由穷人家庭负担,那么公共教育就并没有造成社会中富人财富的净转移。但在实际上,穷人支付的税收虽然要比人们想象中的多(主要是间接的),但其在财富转移中所取得的比其支付的税收还多,但也许只是多了一点点。影响实际收入平等的一个因素是声望(名声、社会地位、受人尊敬)。这在我们社会中对许多人而言是非金钱收入的一种形式,虽然它通常不总是与收入呈正相关的。有些收入相对较低的职业,其声望是相当好的,如秘书、军人。但拥有很高的收入和大量的财富无疑至少会取得外在的差异;而且经常也能取得真实的尊敬,这又促进了其财富的价值。但是,收入最低的人有时会受到警察和医护人员不当的粗暴和不关心的待遇,从而更降低了其实际收入。

                        一项研究发现,以其无过错法律对侵权责任进行严厉限制的州可能会增长10%~15%的汽车事故死亡率。这一结果看上去好像是很神秘的,因为无过错法律在死亡案中仍使侵权责任保持着原样。但是,我们必须牢记注意的或然性特征:如果无过错原则导致的是更为粗心大意的驾驶,那么就会产生更多的事故,而其中的某些部分将是致命的。6.15 故意侵权

                        3)在涉及避孕、堕胎、私生、诲淫等信教者对此持有强硬反对意见的道德问题的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近年来几乎总是支持世俗观点而反对宗教观点。 在第1、2两类中的判例赞成宗教竞争和多元化(这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竞争:我们即将明白,如像第2类判例中那样资助宗教竞争只会阻碍而不会促进经济学意义上的竞争)。政府以任何形式确立宗教都会有助于大的宗教团体而不利于小的宗教团体,从而可将之比作政府通过向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企业提供资助或其他津贴而干预传统市场。拒绝向较次要的宗教团体提供便利所造成的效果将类似于确立宗教所产生的影响,而这种宗教确立又是由于就业政策、其他公共政策和习惯被用以使次要宗教团体与主要宗教团体之间的冲突最小化所造成的。在美国,法定休息日就是主要基督教团体所确认的休息日,这绝不是偶然的。由此,次要宗教团体将得益于要求为其需求提供便利的规则。 但由于提供便利的成本是由雇主、消费者、纳税人和其他雇员等承担的,所以第2类判例在实际上资助了次要宗教团体。而且,由于对政府而言资助一个弱小的竞争者并不比资助一个强大的竞争者更有效率,所以就不可能以效率观念来为提供宗教便利的判例进行辩解。另外,第1类判例由于忽视了可能为政府支持宗教提供佐证的各种正当理由——虽然允许免除财产税可能会修正(或关于这一点,是修正过度的)这种倾向。但是,值得在此提及的最重要的观点是,联邦最高法院已要求政府直接资助次要宗教团体,和通过阻止必然会有利于社会中主要宗教派别的信仰和活动的宗教确立从而帮助次要宗教团体。通过这些活动,法院也许已提高了宗教的多元化,而且可能由此已促进了宗教事务,尽管从各方面来考虑其某些宗教确立的判例还带有“反宗教”的倾向。 第3类判例也偏袒宗教——更准确地说是偏袒私人宗教组织,但在更细微的意义上而言,这种偏袒可能完全不是法院故意的,甚至它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由于使有权威的政府机构(联邦法院系统)成为非宗教主义者;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通过否决表达和实施传统价值的管制而削弱了这些价值,这些判决就增加了对有组织宗教的需求,而有组织的宗教还被看作是传统价值的守护者。如果政府像它通常所做的那样实施基督教的价值体系,那么人们成为基督教徒所得的收益就会减少。第1类的判例就具有相类似的效果。通过禁止由国家付薪的教师灌输宗教价值观念,联邦最高法院就提高了宗教组织所提供服务的需求。而且准许免除教会的财产税也降低了这些宗教组织的成本。 

                        由于边际效用曲线的形状和高度不为人知,而且可能是不易为人理解的,所以以下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富人的边际效用曲线一般要比穷人的高。这就表明,如果不知道这一点,似乎最为合理的假定应是,各收入群体之间的边际效用曲线是一样的;依这观点,对收入进行平均化就可能会增加总效用。但是,另一至少也同样合理的假设是,收入和边际效用呈正相关——那些努力赚钱并取得成功的人一般就是那些最看重金钱并为了取得它而放弃了其他(如闲暇)的人。而且,我们始终忽视了收入重新分配的成本。如果成本很高,那么就会产生这么一个问题:它是否会等于或甚至超过由重新分配所取得的总效用增量?

                        2.没有任何理由允许连带过失在我们称作“真正”故意侵权的案件(纯粹强制性转让)中作为抗辩,因为在此加害人避免侵权的成本明显要比受害人的低——即在事实上对加害人是负成本而对受害人是正成本。受害人不可能是成本较低的避免者。换句话说,受害人的最佳注意程度永远是零。在预防成本(B)为负数的纯粹强制性转让与预防成本(B)虽低于预期成本(PL)但却是正数的普通过失案或预防成本(B)可能在实际上大于预期成本(PL)的严格责任案之间,存在着一些中间情况。拿粗心大意这个例证来说。我在开车时决定闭上眼睛休息一下,但结果却以很高的速度撞进了步行的人群。在此,预防成本(B)是正数但却是极低的,而几率(P)和实际损失(L)却都是极高的。赞成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解决疑难问题(resolve donbts)”论点开始起作用了,正像反对允许连带过失抗辩的论点起的作用一样。所以,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在这样的案件中,法律确实允许裁定给予惩罚性损害赔偿而绝不允许连带过失作为一种抗辩。

                        我所讨论的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可能有以下联系: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一种可能的(我并不表示这是一种唯一的或完善的)解释是,它禁止政府干预两种特殊“物品”——思想和宗教——的市场。政府无权管制这些市场,除非有必要纠正外在性和其他不利于资源高效率配置的障碍。这好像是对现代法院如何解释策一修正案的恰当描述;主要的(虽然不是唯一的)例外是禁止可能被称作“有效率的”宗教确立(除非有世俗理由证明其为合理,否则这些确立还包括不涉及对信教人的资助的确立)的情况和要求(在资助次要宗教团体意义上)提供宗教便利的情况。除非我们有理由利用并证明亚当·斯密的观点:分立的宗教派别越多,宗教就越有能力促成道德行为——和矫正如犯罪这种负外在性及促成如慈善这种正外在性的道德以补充法律,否则我们就没有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进行这样的资助。 但是,一次演讲仍不足以证明一种新的经济理论。所有以上的内容足以表明,这是一种拥有希望并由此而值得追求的特殊理论。我由衷地希望,我已使你相信,那种可能被不确切地命名为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学说具有巨大的潜能去改变公认的观点,形成关于种种重大社会现象的可检验假设,并最终充实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和理解。  《法律的经济分析》理查德·A·波斯纳著   译后记  

                       
                      责编:谢海英